• 大脑长期记忆的存储库在哪里?复旦类脑研究院青年研究员Deniz课题组揭示大脑对语义和情景记忆的区分与处理机制
  • 心理所研究发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认知障碍和P50抑制缺陷之间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
  • 心理所研究揭示基于单眼的无意识奖赏学习的机制
  • 陈旧性脊髓损伤瘢痕清除可激活内源神经干细胞
  •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麻醉与脑功能分会2021年青年委员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 第一届全国神经发育与再生前沿论坛暨2021年年度神经发育与再生分会委员会议顺利召开
  • 第三届中国计算与认知神经科学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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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长期记忆的存储库在哪里?复旦类脑研究院青年研究员Deniz课题组揭示大脑对语义和情景记忆的区分与处理机制

记忆是人类大脑储存信息和反馈信息的能力,人类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关键在于人类大脑有卓越的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Elon Musk所期望的有着记忆外挂存储功能的人类增强(超人类)能否实现?大脑的记忆存储位置在哪儿?大脑如何进行记忆分类检索和控制? 近日,复旦大学和约克大学的合作团队研究发现了与控制记忆提取相关的脑区,这些脑区辅助大脑完成认知控制功能。 4月9日,相关研究成果以《不同需求的认知控制揭示了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提取共享的神经机制》(“Varying demands for cognitive control reveals shared neural processes supporting semantic and episodic memory retrieval”)为题发表于《自然》杂志子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大脑的长期记忆分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其中外显记忆包括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两部分。语义记忆指对一般事实的概念性记忆,是一种客观性的知识,与个人经验无关,而情景记忆记录生活中所发生的特定事件,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两种记忆共同帮助我们了解并回应周围的世界。数十年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表明,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存储于两部分相互独立的大脑区域。 研究团队设计了两组相互独立的实验。第一组实验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大脑在提取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时,一部分共同脑区的激活程度增强。研究结果显示:左侧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LIFG)、前岛叶皮层(anterior insular cortex,aINS)都参与了弱关联的语义和弱编码的情景记忆的提取。第二组大规模的个体差异性实验进一步发现了一个共用的脑区环路,其中左侧额下回和前岛叶皮层与作为默认网络的核心区域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的功能连接减弱与两种记忆提取的更好表现有关。这两组实验结果揭示了辅助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提取的共有神经环路,从而使得大脑能够灵活地提取功能不同的长时记忆。 “记忆使我们理解世界并且更好地与周围的世界灵活互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经过记忆编码可能足以应付当前的工作。比如说记得为即将到来的度假旅行准备沙滩巾,但在为商务旅行整理行李等其他情况下,这种强烈的记忆可能无关紧要。因此,我们需要严格控制相关记忆的检索,以解决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任务。我们的结果表明,这种控制过程可能在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类型之间共享。” 文章第一兼通讯作者、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青年研究员Deniz Vatansever介绍,该研究表明,大脑中有一组共享的系统可能对日常人类使用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的提取起着重要控制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系统可能依赖于共享的神经机制。 文章共同作者约克大学心理学系Elizabeth Jefferies教授认为:“为了产生适当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必须以高度灵活的方式利用我们的记忆库。这项新研究着重展示了大脑内的控制过程,发现大脑如何能够对不常用的词汇或记忆不深的个人经历进行记忆和编码。这种对记忆的控制使我们能够发挥创造力,并随着目标或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 图1与控制提取语义和情景记忆相关的神经回路: a)研究显示,无论是语义记忆还是情景记忆,提取弱关联记忆的表现程度与左侧额下回/前岛叶皮层(LIFG/aINS)团块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的低连通性呈正相关。 b)使用Neurosynth数据库对该回归模型涉及的认知术语进行元分析解码,词云显示了前100个最相关术语,术语文本大小对应关联强度。 c)在独立的种子点功能连接分析中,vmPFC与Yeo-7网络划分中的默认网络和边缘网络的脑区存在大量的正连接(r>0),而与突显网络、腹侧注意网络、背侧注意网络和额顶控制网络存在显著的负连接(r<0)。 该研究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长期记忆在大脑中有着共同的存储区域,并确认了额叶皮层能够对这些脑区进行认知控制,无论是对于神经基础研究和包括痴呆症在内的各种记忆障碍疾病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找到长期记忆的存储系统,可实现记忆数据库的检索和智能的信息知识管理,该发现有可能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开发提供思路。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脑与类脑智能基础转化应用研究”市级科技重大专项以及欧洲研究委员会相关基金的支持。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2443-2

2021-07-27  (点击量:230)

心理所研究发现感知社会互动诱发瞳孔扩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人本质上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只有通过不断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才能满足内在的归属需求并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关注他人的眼睛部分,并通过眼神进行沟通交流。可见眼睛不仅被动接受外界环境传递而来的视觉信息,同时也向外界透漏出人内心所想,因此眼睛也被比作心灵之窗。而瞳孔是眼睛虹膜中一个可以收缩或扩张的小圆孔,它可以控制光线进入眼睛的多少。有趣的是,瞳孔大小还可以反映人内在的认知过程。既然眼睛是社会交往过程中重要的媒介,那么瞳孔大小是否能反映社会互动的认知加工?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蒋毅研究组的科研人员为此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擅长快速识别他人发来的社交信号(“第二人称”社会互动:如一个人招手叫我们过去),也十分精通于从旁观者的视角解读他人之间的社会互动(“第三人称”社会互动:如一个人发出指令让另一个人站起来,另一个人便站了起来)。   研究者利用生物运动光点小人模拟这两种社会互动场景,并通过操作小人的身体朝向生成了非社会互动的动画。研究者在被试被动观看3s社会互动动画和非互动社会动画,并同时记录了他们的瞳孔反应。 “第二人称”社会互动“第三人称”社会互动 验一结果发现,在动画呈现相对早期(450–1300毫秒)的阶段,被试观看第二人称的互动动画所诱发的瞳孔大小要明显大于非互动动画。为了控制互动动画和非互动动画之间低水平因素的差异,研究者在控制实验中将刺激上下翻转,这时瞳孔扩张效应消失了,因此排除了低水平因素所导致瞳孔扩张的解释。实验二结果发现,第三人称的社会互动在相对晚期(2000–3000ms)的阶段会诱发更大的瞳孔反应,而低水平的因素同样无法解释该效应。为了进一步阐明瞳孔扩张背后的机制,在实验三中,研究者通过替换一个小人这种更为严格的方法破坏其交流意图从而生成非互动动画。与预期一样,实验依然观察到了感知社会互动所引发的瞳孔扩张效应,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社会互动中传递的交流意图而非其他无关因素诱发了上述所观察到的效应。 实验流程及实验结果 综上所述,实验发现不论是从“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的角度,感知社会互动都会引发瞳孔扩张。该研究不仅证实了人对社会互动信息加工的特异性,同时也为瞳孔大小反映高级社会认知情感加工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瞳孔作为一种客观且易于测量的生理指标,在社会认知障碍(如自闭症)的早期诊断中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该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等项目的资助,以及北京市科委、深港脑科院等的支持。   成果已在线发表于Neuroscience Bulletin。   论文信息:   Cheng Y,Liu W,Yuan X,Jiang Y.The Eyes Have It:Percep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Unfolds Through Pupil Dilation.Neurosci.Bull.(2021).https://doi.org/10.1007/s12264-021-00739-z   相关研究论文:   程羽慧,袁祥勇,蒋毅.(2021).社会互动加工的认知特性及脑机制——第三人称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9(3),472-480.   Liu,R.,Yuan,X.,Chen,K.,Jiang,Y.,&Zhou,W.(2018).Percep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compresses subjective duration in an oxytocin-dependent manner.eLife,7,e32100.doi:10.7554/eLife.32100

2021-07-27  (点击量:222)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第四届认知科学和脑疾病转化医学大会总结会在杭州成功举行

第四届认知科学和脑疾病转化医学大会总结会开幕式现场 杭州主会场重庆分会场同时进行 "第四届认知科学和脑疾病转化医学大会总结会"于2021年4月24至25日在杭州举行。"大会"由中国认知科学学会"认知科学和脑疾病转化医学工作委员会"主办。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   "认知科学和脑疾病转化医学大会总结会"是一个系列大会,此前先后在北京、成都、合肥举办三届。"大会"由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事长陈霖院士为召集人的"认知科学脑疾病转化医学工作委员会"设计,具有鲜明的特色。"大会"包括专题研讨会和总结会两个阶段的活动。总结会之前,各专题研讨会开展历时半年以上的学术研讨活动和科研合作。"大会"要求各个专题研讨会(1)不拘大小、形式,要有特色、体现组织者的研究基础,反映认知科学在脑疾病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每个研讨会的组织者应当至少是一名认知科学基础研究者和一名临床医生;(3)鼓励每个研讨会最后形成书面的研究课题计划。   总结会线上线下、主会场(杭州)和分会场(重庆)同时进行。线下代表250人(根据疫情规定),线上14608人参会。杭州师范大学领导、杭州市卫健委领导、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领导先后在主会场讲话,都强调了认知科学和脑系科临床医学的相互重要推动作用。   学会理事长陈霖院士在开篇的报告中,强调了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组织"大会"的思想背景:奠定认知科学不可替代学科地位的三大基石-认知的变量,认知的实验范式,脑认知成像(brain mapping)-对脑疾病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赵继宗院士、段树民院士、陆林院士也参加了本次大会的活动。  来自医疗卫生系统、中科院、高校、军队等63个单位的研讨会的组织者115人,共组织了52个认知科学和脑疾病的专题研讨会。这52个研讨会把知觉、注意、记忆、学习、情感、意识等多个认知层次的基础研究,以及脑成像和脑影像学的研究,密切结合到脑血管病变、脑卒中、脑肿瘤、癫痫、老年痴呆、中枢性运动障碍、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自闭症、成瘾、睡眠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青光眼和近视的中枢机制、植物人的残存认知功能、神经调控治疗等临床和临床基础的研究(https://v.alltuu.com/album/1035431713/?from=qrCode)。  会议期间,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向大会提出了2022年在三亚承办"第五届认知科学和脑疾病转化医学大会总结会"的申请报告。报告将被进一步提交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的"认知科学和脑疾病转化医学工作委员会"审议。 第四届认知科学和脑疾病转化医学大会总结会圆满结束,专家志愿者团队合影 大会的52个专题会的小结posters见附件(http://cogsci.org.cn/files/bdtm2020_symposia.pdf),举例"专题1"、"专题14"如下。

2021-07-27  (点击量:395)

逐“智”多谋 ——走进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从“非主流”变成“主流” 要么默默无闻,要么一鸣惊人,用来形容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蔡时青最合适不过了。 2014年前,蔡时青尚未加入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当时他想利用线虫模式动物探讨动物行为衰老的分子神经机制。 过去20多年,衰老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寿命调节方面,已发现上百个基因可以调控动物寿命。行为和认知功能退化也是动物和人类衰老的重要特征,已有研究表明调控寿命和神经系统老化的分子机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关动物行为和认知功能随衰老下降的分子和神经机制研究一直是少数。 “少数”就等于“边缘”。虽然蔡时青已经取得了一些打基础的成果,但要继续在这个方向发展,几乎得不到任何项目资助。 山穷水尽时,不看论文看实绩的国际评估拉了他一把。评委们的认可给了蔡时青很大的信心,也助他成功加入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大平台。 最令他感动的是,刚加入实验室的头几年,他在没有可见的科研产出的情况下,却得到了实验室的大力支持。 2017年,蔡时青团队在《自然》发表长篇研究论文,首次揭示了个体之间衰老速度差异的遗传基础。他们发现了一条新的信号通路调控动物衰老,并阐明了神经肽介导的胶质细胞—神经元信号在衰老速度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这一研究成果是当时国际衰老领域的重要突破,延缓衰老的方法也因此浮出水面。蔡时青的研究方向顿时备受瞩目。 对此,实验室并不讶异。“我们一直有一个制度文化,选择支持哪项研究,取决于研究的那个‘人’。”实验室主任杜久林告诉《中国科学报》,“一项研究重不重要、有没有潜力,根本上在于人能做到什么程度。看似‘非主流’的方向,研究它的人做深入了、做扎实了,照样能变成‘主流’。” 而蔡时青“想干”又“能干”的科研态度和素养,正是实验室愿意不计代价相信他、支持他的唯一理由。 蔡时青的经历,神经所研究员周嘉伟感同身受。 见证了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成长全过程的周嘉伟,从事的是神经系统疾病机理研究,这虽是一个热门方向,但他聚焦的神经免疫炎症在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是热门中的冷门。 “神经免疫炎症包含了神经和免疫两个学科的知识,过去生命科学一直认为它们的相关性比较低,可我就想知道神经和免疫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对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发病有什么贡献。” 周嘉伟表示,要研究神经免疫,得从神经系统中的胶质细胞入手,但当时另一类细胞神经元才是神经科学研究的主流,胶质细胞完全不被人看好。 果然,2007年到2013年之间,周嘉伟鲜有拿得出手的文章。 但实验室愿意等。 2013年,周嘉伟团队关于“星形胶质细胞多巴胺D2受体通过αB晶状体球蛋白抑制神经炎症”的研究不仅登上了《自然》,还入选了当年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这个成果拓展了人们对星形胶质细胞在脑衰老中作用的认识,并为今后选择合适靶点、有效地延缓脑衰老乃至干预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脑内免疫系统的失衡在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解析脑内固有免疫调节的细胞和分子机制对于深入了解大脑工作原理和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2019年,周嘉伟团队又发现NG2胶质细胞可能是一种新型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调控细胞。 十年前被认为没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如今却潜力无限。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再次展示了“慧眼识珠”的本事。 “科学问题本身的确很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平台去做事,就永远不可能成功。”周嘉伟很庆幸,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平台。 “过去20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突飞猛进,可我们的顶尖人才仍然很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现人才、用好人才就格外关键。”杜久林强调,科研平台最应该坚持的,就是认准有能力、有潜力的人,给他们以最大程度的稳定支持,不让他们为了到处“讨钱”,无谓地消耗掉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胡珉琦)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简介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7年经科技部批准筹建,2009年通过验收正式成立,2011年和2016年两次参加全国生命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均获得优秀。 实验室定位于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瞄准国际神经科学研究发展前沿和国家人口健康发展需求,以揭示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突破口,从分子、细胞、环路和整体水平全面解析脑功能的神经基础,发展生命科学研究通用的技术和方法,以期揭示大脑的工作原理和脑重大疾病发生的机制,为类脑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提供脑科学理论借鉴,为神经系统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基础。 实验室围绕主要研究目标,设立神经系统发育、神经信息处理和神经疾病机理三个研究方向,已在神经发育与突触可塑性、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大脑衰老的分子调控机制、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及其应用、新型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及应用等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成为国内神经科学领域公认的创新基地和人才培养高地,引领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2020-10-13第4版聚焦)

2021-01-20  (点击量: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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